大佬，是我们家乡的口语，就是老大，大哥的意思。我是家里的老大，下边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
周末回老家看孩子和老人。午后闲来无事，我就打电话给二妹，二妹道正在家里看孩子。二妹听老妈的话，没有远嫁，是嫁到隔壁的一个村子姓蒙的人家，路程离我老家不远，骑车十来分钟就到了。二妹生了两个外甥，大外甥大我的孩子一岁多，但表哥表弟个头一样。小外甥一岁多，还不大能爬行，我就这样当上大舅好几年了。
我骑着摩托车，搭上孩子去二妹家“走亲戚”。表哥表弟一见面就粘在一起闹腾起来了，二妹也常带孩子回娘家住，因而孩子们也很熟，在大门外的小地坪起劲地玩着钩机、斗车、汽车、飞机等玩具，惹得我们都笑了，道往后这两老表就是当驾驶员的苗子咯。
看着孩子玩得高兴，我也回想起了我们的童年的好些往事，回想起那些珍藏在心窝里的岁月的书页，那点点斑驳的印记，不时让人觉得暖和融融。多想时光再回到那个时候，哪怕在那儿只呆小半日也好啊！
我小时候，我的老爸就常年在外打工，我老妈有时也跟去做事，我和二妹或者窝在老家由奶奶带，或者寄居在大舅家，也曾到过老爸打工的砖厂。我曾在我老爸住的砖厂宿舍见到一张灰白的照片：老爸骑着一部嘉陵摩托车，右脚撑地，车头坐着两个小孩，头发都很短，看起来有点傻里傻气的；老爸一手握车把，一手环曲臂膀围护着孩子。我很好奇，问他里边的人是谁？老爸哈哈大笑，用手轻轻戳了一下我的额头，道：“你这傻仔，你自己都认不出来啦，大的是你、小的就是你二妹咯！”听他那么一讲，我再仔细看，果然有点我们的影子呢。
那时候，很难熬的是老爸老妈回家过节，欢喜了两三日，他们就又要离家了，我们死活不肯，拉扯着不让他们出门。奶奶就哄我和二妹：“你爸你妈是去红砖厂打工赚钱的，赚得多多的钱，等过年回来时、就给你们带好多的糖果，还有新的衫裤，让别人家的孩子都眼红（羡慕嫉妒）你们。”但是，我们还是不听劝，宁愿不要糖果和衫裤，很后就在叔伯们的强抱拽拉中、哭啼着望着父母走过了小屯头的老松树，影踪消失在了转弯的地方。
我们小屯隔河对岸就是通往县城的公路，偶尔会有迎亲的队伍行过，很是隆重，前头的后驱车撑着几面红旗，车上坐着敲锣打鼓吹笛子的奏乐团，路过村屯时总卖劲地“吹敲弹奏”；后面跟着长长的车队，包括坐新郎新娘的婚车，运载嫁妆的车，以及搭人的摩托车队。每回有这样的“好戏”，整个小屯的孩子和好些大人就聚集起来观望、评头论足，直到迎亲队伍远去、没了踪影才散开。二妹常眨着两眼跟我讲，“石哥，阿妈和阿爸去红砖厂、不要我们了，我们也不要他们咯；我们看车队接新娘子，他们不得看，正好咯（活该）！”
一直到我去读小学了，老妈才回老家安心住下来，而这个时候，我和二妹又增添了一个两三岁的弟弟了。随着年纪的长大，我们也得做不少的家务了，作为大佬的我自封“指挥长”，并分配任务，煮饭、洗菜、烧水、喂猪、喂鸡等，一人分派一两项任务。但真忙起来，时常就得我一光杆司令，二妹三弟都不听我的。这还得了，不听大佬言、吃亏在眼前，我三下五除二就把她俩给揍哭了。
然而，这只是暂时的胜利，等老妈干活回来，二妹三弟联合“告状”，我就又得挨老妈“修理”了。有一回，老妈发很大火，把我摁在凳子上，要用剪刀“剪”我的耳朵，又连绵地责骂：“整日打老弟老妹，怎么教你都不听，留着耳朵还有什么用，耳朵不是用听话的，等我帮你剪下来咯！”在一边的二妹三弟也被吓哭了，我也害怕、大哭求饶。纠缠了一阵，阿婆闻声赶来劝阻，“打你就打，别拿那尖利的东西伤到了孩子”，夺去老妈手里的剪刀。可老妈还是很恼怒，凶神一般抄起一根捧子揍我。我也恼了，大嚎起来：“就是打我，又要我干活，喊他们又不帮忙。我也不活了，去死掉算咯！”我挣脱开来，出了门，一溜烟跑出小屯，径直奔向了荒草杂树丛生的岭岗。
到了夜晚，老妈就照着手电筒找我，直喊“阿石，回来咯，回来吃饭咯”。我躲在小屯对面牛栏的禾杆堆里，忽而得意起来，连肚子都不“闹”了，就一声不吭地猫着。夜色渐深，阿婆叔伯婶娘也加入了寻找的队伍，望着那些手电筒光闪闪划划，寻找我以前藏躲的地方，时间滴滴答答地过去，我的得意逐渐消去。当老妈拖着瘦小的影子经过牛栏的榄木根、用嘶哑的嗓子呼喊我时，我很想应她一声，可嘴巴张开了、却没发出声音。我闭上眼，眼泪一下“突围”出来了！很后，四叔发现了我，就和其他叔伯一齐把我拽出来，推回家去了。经过那一晚后，老妈打我的情况就逐渐减少了，我的性子也日渐改了。我对待二弟三妹的“策略”也有所改变，拳头是吓不了的了，不如给一点“好处”，解决好兄弟姐妹的“内部小矛盾”吧。
那时候，小屯里一有人家烧窑烧砖，全屯的孩子也跟着闹腾起来：又可以赚点小钱咯。烧窑收生柴草。山岭上的杂树、荒草、蕨草，砍了扎成一担子，挑到烧窑收购的草坪，过称、记数，一百斤三角钱，晚上就去领钱；每家的两三兄弟姐妹，一天可“斩获”一块多钱。我和二妹三弟一齐上阵砍柴草，到晚上我就去领钱，我一领回去，弟弟妹妹就围着我要分钱。我道不要急，找不散呢，明日大佬带你们去集市买瓜子、话梅、油炸花生饼，多大的钱也能找零了。第二日，我就像大将军一样，领着小的们向集市进发了。若是收获得多一点，我就带二妹三弟吃一碗两角钱的豆腐角或三角钱的云吞，剩下的钱再买些豆芽回家、晚上“加菜”；那个时候有豆芽吃，也相当于过小节了。
我们孩童时，夜晚里很有趣的一个事就是“演戏”。当然，全都是瞎闹的，就模仿着乱闹腾不了。那时一年里很热闹的是春节，其次是中秋节。小屯隔河对岸的圩镇有一座寺庙，香火极旺，各地的人都慕名而来，捐钱拜神。每年中秋节，寺庙就会烧烟花、放电影、演木偶戏和土戏。电影和木偶戏、土戏从十四那晚就开始，到十七那晚才停。木偶戏的戏台小，就像一座四方的小木屋，通常两人合作，一位师傅敲锣打鼓砸醒木，另一位师傅就撑一二木偶人，摇这就唱。木偶戏的唱词可不是孩子能听懂的。我们就爱好挤到前面，弄搁着的木偶，让木偶们挥手打功夫、扇自己的脸，好玩得很！土戏那就更不讲了，敲锣打鼓闹腾够了才停下，唱腔跟平时讲话有很大的不同，仿佛听到的是一门外语；而且唱得很拖沓，就像拉粑粑拉不出的感觉，很容易让人心生困意，挡不住地打哈欠、叩头、想瞌睡，不如拿钱去买包话梅或一两杯瓜子吃吧。
所以，我们“演戏”也就是装一装样子，反复地哼那一两句从木偶戏、土戏学来的“熟稔”台词。那时，我们全家都住一间瓦屋里，屋子并不宽敞，就并排摆两张床，中间留一过道。床的蚊帐架子是用木头做的，很结实。我们就把被子扎在蚊帐架子上，当幕布。演员在幕后喊“开始咯”，坐另一张床的“观众”就鼓掌叫好。演员自己配音（敲锣打鼓），掀开幕布一角，登台，转一小转，站住，就咧嘴哼唱几句，可演的人和看的人都异常兴奋，氛围好得不得了。唱完，就由大佬评分，宣布结果，换着到下一个唱；轮完一转又再重来。演出时间也由大佬讲了算，大佬唱的时间长一点，往下逐减，有时二妹三弟不服，呵呵，就有好戏看咯。有一回，我三弟上场，开口把词忘了，人嘿嘿地傻笑，愣站在那里。我就带头大笑，笑完又喝倒彩，差一点把他“吓”哭了。此后一演出，三弟就有了心理阴影，人不自信了，找大佬商量，“石哥啊，我把我那一份（时间）让给你，你演得好一点。不过讲好先，得的分数算我的喔。”怎么样，知道大佬的厉害了吧？一晚上闹腾下来，很后的“成绩”时常如此：二妹第二（有时*一），三弟则正常排第三。三弟有时很不服，讲我向着他的二姐——我的二妹（确实也挺明显的），她就“上台”那么蹦跳几转、唱也不大唱，怎么比我还好呢？我就笑笑，道那往后你就自己表演咯，我不帮你了。三弟就像蔫了的气球，不闹了。
后来，我去桂林读师专，二妹也念初中了，去小屯溪河对岸镇子的二中，读书也很勤奋，很少缺课。一年暑假，因为快中考了，她们班补课，在家里吃了晚饭就去学校。有一傍晚，天下雨、溪河涨山洪，家里人都劝她别去了，就跟老师打电话讲一声。但她坚持要去，我只得护送她过河，水漫到了人的肚脐眼往上，我一手帮她拿东西、一手扶持着她摸索着趟河去了，到了对岸、擦干身子穿好衫裤，就去学校了。但是后来，因为家里困难，我又读着师专，好学的二妹初中毕业就不读书了，不久也去广东进厂打工了。
我成人以后，愈来愈觉得亏欠于弟弟妹妹们。因为我的常年求学，用去了家里很大开支，二妹三弟读书的时间就都比我短了，恰似我占了月圆、把月亏留给了她们，作为大佬的我实在感到羞愧与内疚。有一年暑假，我留在桂林搞了一个多月的勤工俭学，得了几百块钱，就在市场买了几套衣服，老妈、二妹、三弟各一套。卖衫的老板娘得知这一情况，觉着我挺不容易，就以进货价加几块运费的价钱卖给了我。回到老家，我逐一派发礼物时，老妈和二妹、三弟都很高兴，赞我本事大了。我笑颜大开，道，等以后我工作、领工资了，就让你们过好日子！
然而，现实并不那么如人的想愿，我参加工作已十几年，混混沌沌、不成样子，还时常要家里人担忧。我的孩子照例像我小时候一样“流放”在老家、由我老妈看带，而平日二妹给孩子买的衫裤比我买的还多、还合身。每当我想起这些，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我欠老人和弟弟妹妹的实在很多，一点也没有大佬的样子。若难以偿还，下辈子我们还做亲人，而且，我要当一回真正的大佬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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